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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中国琉璃的演变

作者:亚美ag旗舰下载    更新时间:2020-09-05 21:34

  日前,世界顶级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十余件“鸡油黄”“鸡肝石”琉璃精品。曾几何时,在西方人眼里,琉璃乃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在古代人眼里,她位列五大名器之首;在佛家眼里,她乃“七宝”之一。可以说,这简短的几句话概括出了琉璃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琉璃文化走过了几千年岁月,想认识琉璃,没那么简单。在这几千年里,琉璃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收藏投资导刊》记者了解到,日前,世界顶级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十余件“鸡油黄”“鸡肝石”琉璃精品,这些琉璃精品均来自于中国玻璃·琉璃艺术大师、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孙云毅先生及康乾琉璃艺术品公司。这些精品中包括鸡油黄镌刻鼻烟壶·雅集、鸡油黄浮雕萝卜瓶·佛陀造像、鸡油黄笔洗·步步高升、鸡油黄镌刻葫芦·金声、“鸡肝石”素坯美人瓶、萝卜瓶以及“鸡油黄”手链、手串等,均属技艺精湛、材质贵重的精品力作。据孙云毅介绍,“鸡油黄”琉璃,色泽呈正黄色,光泽晶莹,温润凝重,抛光后似被酥油浸润,滟滟欲滴,因色泽、油润度酷似母鸡腹中的鸡油,被贴切地称为“鸡油黄”。

  “鸡油黄”琉璃在明初兴起,盛产于清雍正、乾隆年间,由内务府会同山东巡抚衙门从博山琉璃艺人中征调能工巧匠集中在造办处闭门制作。由于其色泽雍容华贵,被尊为“御黄”“黄玉”,为皇室和宫廷专用,严禁民间生产。据资料记载,当年,清廷养心殿造办处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和技术人员,还引进了大批西洋艺术家参与研发工作。御用工匠们创造了当时中国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无数国宝级的巅峰传世之作都出自他们之手,御制“鸡油黄”料器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鸡油黄”琉璃自创世以来,因其配料昂贵,制作工艺复杂,上乘的精品极为难得,后期工艺大师精心设计、雕刻,加之历史上神秘的皇家色彩,是历代收藏家首选藏品。

  孙云毅大师的祖上便从事琉璃制作,在明朝,主要是做琉璃青帘,也就是古时的“青帘匠”,也称“匠籍”,据说,古时的“匠籍”一职是可以世袭的。入清后,其先祖先后在内务府匠作处、养心殿造办处服役。乾隆年间,其先祖曾参加御用“鸡油黄”料器制作。清末民初,孙氏家族成立“和顺炉”烧造琉璃料器,遍销大江南北,闻名京津沪汉。本世纪初美术琉璃厂解体之后,中国玻璃艺术大师、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孙即敏、孙即杰兄弟作为琉璃世家的传承人不忘初心,不负众望,在古方基础上投资研制,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成功恢复了“鸡油黄”烧制技艺,人称“孙氏鸡油黄”。历史上,“鸡油黄”琉璃制作工艺曾经几度中断和失传。1860年代,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宫廷造办处遭焚毁,博山籍工匠被遣返。另外两次中断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和1911年清帝逊位。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央指示,博山美术琉璃厂于1971年决定恢复研制,经反复试验偶得的几件“鸡油黄”瓶坯,在广交会展出时引起了轰动,被国外买家高价收藏。后来,在企业改制过程中,“鸡油黄”研制资料和有关实物再一次流失。近年来,传承人孙云毅大师以传播文化、弘扬传统为己任,矢志不渝,在材料、工艺和技术及器型设计诸方面进行了改进,使之日臻完善。孙氏“鸡油黄”烧制技艺先后被评定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技术和配方被国家专利局批准为发明专利。据故宫博物院学者鉴定,其实物质量已超过当年清宫造办处御制“鸡油黄”料器,可以称为“当代御黄”。

  在很多行内人看来,中国琉璃尤其是融入了现代人的思维理念和社会元素以及现代创作技巧和技法的琉璃精品,此番成功跨入故宫博物院这座门槛极高的文化艺术殿堂,实现了国家级层面的“登堂入室”,说明其艺术造诣和作品价值得到了高度认可。

  琉璃,亦作“瑠璃”,坊间更习惯称其为玻璃。琉璃简单的理解为以各种颜色的人造水晶为原料,在1000多度的高温下烧制而成的。其色彩流云漓彩;其品质晶莹剔透、光彩夺目。据了解,中国古代制造琉璃最初用的材料,是在青铜器铸造时产生的副产品中获得的,经过提炼加工然后制成琉璃。琉璃的颜色多种多样,古人也叫它“五色石”。古时由于民间很难得到,所以当时人们把琉璃甚至看得比玉器还要珍贵。当读者了解了琉璃的起源乃至整个发展脉络,就会发现,实际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琉璃的名称、制作材料乃至成分等等,都会随着历史的变迁发生变化。

  中国古琉璃制造历史悠久,也因此,对于中国古琉璃的起源时间一直存在争议。现在普遍认为,商代的冶金、炼丹、原始瓷工艺是中国玻璃制造业的重要萌芽条件。高温溶结的釉滴可形成最早的玻璃体,利用制陶与冶金工艺的经验,以石英砂为原料,塑形后经高温烧制,即可制成表面光亮的原始玻璃管珠。但因当时烧制温度不够,砂粒无法全部熔融,所以无法制造更大的器物,因此商代被誉为中国玻璃的萌芽期。琉璃烧制技术真正成型,则源于西周。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西周琉璃,多是有考古资料确切记载的,比如,1972年,在河南洛阳庄淳沟一座西周早期墓葬中发现一个白色穿孔料珠,之后,在1975年,陕西宝鸡茹家庄弓鱼伯墓中出土了上千件西周早、中期的玻璃管、珠。还有陕西省扶风县上宋公社北吕村三座西周早期墓出土的玻璃管15支、玻璃珠11粒,均与红玛瑙珠、绿玉管、骨管、蚌环等共同组成项链。玻璃珠、管腐蚀程度不等,有的尚呈浅蓝色和浅绿色,大部分腐蚀较重,残缺不全,表面风化严重,形制大小参差不齐。陕西省岐山县贺家村47号墓出土1件玻璃管,长1.6厘米,管径0.2厘米,管壁厚0.11厘米,淡绿色,无光泽,表面风化严重。陕西省扶风县云塘镇西周晚期5号平民墓出土浅蓝、浅绿玻璃管14支,浅蓝点饰玻璃管9支,浅蓝、浅绿玻璃珠33粒,大小粗细不同,形制不够规整,表面腐蚀程度不一,有的几乎变白,有的尚能显示浅蓝浅绿。另外在山东省曲阜鲁国故城47号西周晚期墓出土玻璃珠3粒,有棱形扁珠、棱形珠两种,均呈浅蓝色,珠壁厚薄不一,表面呈绵白糖状,有糟坑和气孔。在行内人看来,虽然对西周玻璃器的研究还仅仅依靠为数不多的考古发掘资料,但足以说明中国人在西周早期就已经开始掌握玻璃制造技术了。而这些玻璃,经鉴定得出的共同结论,是铅钡成分的玻璃。

  据上海琉璃博物馆策展人、高古琉璃研究专家牧之先生介绍,实际上在西周以后,中国玻璃制造业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玻璃的品种增加,色彩也较之前华丽。战汉玻璃也就是中国古代的铅钡玻璃有别于西方早期玻璃,这一时期,中国琉璃自成体系并发展起来,且在战汉迎来了琉璃的鼎盛时期。自战国开始,玻璃仿玉制品开始成为风尚,并通贯整个中国古代玻璃史,常见器物有玻璃珠、管、璧、环、璜、剑饰、印章等。当然,这里所说的仿玉是较为宽泛的概念,包括和田玉、天河石、玛瑙、绿松石、青金石等天然美石。战国玻璃地域分布广、出土数量大,楚国墓地出土尤多,且制作特别精美。特别是楚国的玻璃璧,占到了各地出土量的80%以上。在湖南一带,战国墓葬出土玻璃器者约占10%,多为王侯墓地,也有一些士庶墓地。这表明楚国应该是当时重要的玻璃产区,且玻璃已成为玉的替代品。

  据了解,当时的玻璃器多为小件,如珠管璧环、耳饰窍饰、剑饰杯碗等装饰品,其中以蜻蜓眼最为著名。蜻蜓眼是源自西方的一种纹饰,被制成珠、管、形、弯月形及各种贴片状,被先民镶嵌于青铜、玉器等多种材质上,成为战国时期最经典的纹饰。据考,蜻蜓眼珠图案源自公元前十四世纪埃及神像的眼睛,它拥有无限神力,能驱走恶魔,带来平安。其后传入西亚、欧洲及其它地区,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传至中国。极富创造力的战国工匠将蜻蜓眼工艺演化到极致,孕育出独特的中国风格,规整大气,使之成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战国蜻蜓眼玻璃珠是中国古代玻璃中最经典的类型,以“缠芯法”与“镶嵌法”制成,多见蓝、绿、白色玻璃胎,表面嵌黄、白、蓝色相间的多层圆环眼饰,形似蜻蜓的复眼,因此俗称“蜻蜓眼”。其素雅大方的色彩布局、有限元素中蕴含千变万化,使人着迷于它的独特魅力。成分检测表明,战国墓中的“蜻蜓眼”多为中国烧造的铅钡玻璃,少数是产自西方的钠钙玻璃。而西方玻璃进入中国还有更早的物证,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格、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格等上面都有镶嵌的玻璃块,经检测,成份为西方的钠钙玻璃,时在春秋晚期。

  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各地工商贸易及文化交流更为频繁。两汉时代,用铅钡铸造玻璃成为主流。“道人消炼五石,作五色之玉,比真玉不光别”,在本土的玻璃工艺上,可以看到汉代玻璃仍以仿玉为主题,延续了战国铅钡玻璃的发展,种类包含礼器、饰物、葬具、容器以及带钩、印章等等。礼器中,璧依然占据了很大比例,在陕西兴平茂陵一带发现的玻璃璧,形体颇大,直径超过23厘米。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11对玻璃牌饰,长10厘米、宽5厘米,晶莹光洁,厚薄一致,是极为优质的平板玻璃。还有,含蝉、握猪、衣片等葬饰形制丰富,如江苏扬州邗江西汉墓中出土的高级贵族敛葬用的玉衣组件。由于主人的高贵身份,河北满城汉代刘胜墓的玻璃耳杯和盘可能是宫廷制品,仿玉工艺,造型与当时流行的漆、铜、陶器形一致。当然,其它如玻璃动物、耳饰、带钩、各色珠管、佩饰、玻璃容器、聚光镜、平板玻璃窗等,实用器品种极为丰富。据说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居住在昭阳殿时窗户上用的就是琉璃,并有古语曰“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照达,毛发不得藏焉”,说明那时候透明的门窗已可以照得毫发毕露。

  战汉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玻璃发展的一个成熟时期,形式多样,技法成熟,产品众多。汉代之后,传统的玻璃铸造技术被西方吹制技术所替代,中国玻璃工艺逐渐进入转型期。

  浅谈中国琉璃的发展脉络,不能不提到中国山东的博山。75岁的琉璃大师张维用,是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高级工艺美术师、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鼻烟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曾主持撰写《琉璃志稿》,堪称国内对博山琉璃考证第一人,各类文章被收入丛书、期刊或在国外发表约40万字。据了解,干福熹院士编著的《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一书中,“元明清时代的古代玻璃技术”部分就是张维用编写的。联系上张维用老先生的时候,谈到编写元明清时代的古琉璃技术,他笑称:“我不会打字,都是一字一字在纸上写下来的!” 据资料记载,宋代之后,以低温彩釉制作的“彩釉瓦”被称为“琉璃瓦”,已经与古代称为“琉璃”的玻璃品,根本不是同一物了,所以宋以后“琉璃”一词逐渐被“玻璃”这个名称取代。到了元代,中国琉璃的生产和琉璃器在生活中的应用,较之两宋和金代又有新的发展。元史中有“设瓘玉局”的记载,据考证,瓘玉局实际上指烧造“瓘子玉”的官办作坊及其管理机构。瓘子玉亦称药玉,是一种仿玉琉璃器,药玉的名称直到明代仍有使用。从考古发掘所出土的文物标本来看,元代琉璃是以珠类和发饰为大宗,其他器物如薄胎吹制产品等,较宋代数量减少。当时琉璃的产地,据目前所知,仅有山东博山的颜神镇一处。

  据张维用老先生介绍,元代的颜神镇,即今山东淄博市博山区神头村一带,地处孝妇河的源头。其地山多田少,难以发展农业,且“土多煤炭”,并有丰富的制造陶瓷、琉璃的原料,故宋代以前,此地已有陶瓷业的生产。历史文献记载,在明代此地已有琉璃的生产。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博山大街中段孝妇河东岸旧称“银子市”的地方发现了一处400平方米的古代琉璃作坊的遗址。经鉴定,该遗址所属年代为元末明初时期,发现大型炉遗址一处,小型炉共21座。在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古代社会,一个行业发展到如此规模,绝非短时间内所能达到的。元代存在不足百年,颜神镇琉璃业或许在金代甚至北宋时就已经出现。

  虽然元末的连年混战对社会经济和各行业发展产生了一些破坏性的影响,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琉璃生产的中心似乎仍然在山东颜神镇。从清代的《颜山杂记·琉璃》记载中可知此地从明初开始就为皇室生产过贡品:明洪武三年,由河北枣强迁到山东的工匠孙克让来颜神镇后,为宫廷监造各种玻璃贡品。《颜山杂记》中说道:明朝供奉朝廷的贡品之中,最为贵重的是“青帘”,是用蓝色的琉璃“条珠”穿制而成的门帘,专用蓝色是因为“义取乎青象苍穹,答玄贶也”。这种象征青天的“青帘”,只能在皇家“郊坛”、“清庙”等祭天或祭祖的场合方可悬挂。除青帘之外,颜神镇在明代还生产琉璃佩饰、灯屏之类。

  《颜山杂记》的作者孙廷铨,是明洪武年间工匠孙克让的第九世孙。在孙氏家族中,孙廷铨的官位最高、成就最大。他在明崇祯十三年中进士,做了两任知县;清顺治二年应召进京,由州府推官擢升为兵、户、吏三部尚书,并授光禄大夫、少保头衔;康熙初,拜内秘书院大学士。因为孙氏家族在明代的二百余年间,一直和颜神镇的玻璃业生产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所以当孙廷铨告病回乡之后,完成的第一部著作《颜山杂记》中有关颜神镇玻璃生产的记述,是那么详细而精当。《颜山杂记》成书于清康熙四年,但是其中《琉璃》一节应该看作是明代颜神镇玻璃生产工艺技术的总结。所以,研究明代玻璃生产是离不开《颜山杂记·琉璃》的。

  明代颜神镇的玻璃产品,一部分作为贡品进入宫廷,如青帘、佩饰、发饰及珠穿灯、屏之类,另外一部分远销外地,所以博山当地已经见不到明代遗留下来的玻璃制品了。而传世和出土的明代琉璃器,亦不是很多,近年各地发掘出土的以琉璃珠、环、扣、棋子、花饰等为多见。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副完整的明代螭纹琉璃带扣,由两部分组成,花纹清晰,保存完好。在明代的270余年中,山东颜神镇的玻璃业无论是在产品的品种上还是在工艺技术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吹制产品的出现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正因为如此,颜神镇的琉璃业规模也越来越大,生产经营越来越兴旺,明万历三十九年颜神镇琉璃业创建了“炉神庙”就是最好的证明。

  明朝末年,北部各省连年旱灾,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导致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作为全国琉璃生产中心的颜神镇当时受到严重的影响并沉寂很久。一直到康熙初年,琉璃制造业才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诏令内务府造办处,专门设置琉璃器皿“作坊”,为区别烧制琉璃砖瓦厂而新取名为“玻璃厂”。从此,“玻璃”之称广为流传。

  康熙和乾隆两朝都很重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技知识,西方玻璃技术的引导与使用,极大地推动了清朝玻璃业的发展。清代成为中国古代琉璃器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琉璃品种繁多,工艺技术高超。生产分为南北两地,南方以广州为中心,北方仍以博山为主。而内廷玻璃厂则融合南北玻璃技术与欧洲玻璃技法而别具一格。清廷造办处玻璃厂创建之初,由传教士纪理安在厂主事。乾隆年间,有非神职的法国玻璃工匠纪文在此从事技术工作。他们按照西洋的工艺技术建造窑炉,设计配方,并由这些西洋人亲自制作各种玻璃器。他们还带过一些中国学徒,传教工艺操作。所以那段时期玻璃厂的产品,构质成分、器物造型、制作手法都明显地带有西洋玻璃的特征。但当广东和博山的玻璃工匠参与玻璃厂的生产活动以后,所作产品从器形到纹饰就又回复到中国的民族风格上来。

  康熙时期的琉璃器形就表现在创造套料,并使单色玻璃器的制造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器型来说,完全摒弃了唐宋以来的薄胎瓶和简单的杯、碗造型,而是兼采玉器、瓷器等各类工艺的优秀器型,创造出全新的玻璃型制,例如水丞、鱼缸、笔筒等等。康熙时代的玻璃色彩丰富,色度纯正、艳丽。雍正时期则继承了康熙朝玻璃器的生产技术和特色,并有所发展,生产还是相当活跃。但仅局限于色彩的更加丰富,纯度更高,其他方面没有大的发展,个别环节还不如康熙时代。清朝中期,即乾隆至嘉庆初年,是清代玻璃生产的极盛期,康熙时代的玻璃器目前存世很少,比较珍贵的一件是目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透明玻璃水丞,该玻璃水丞高7cm,口径为2.8cm。水丞本体无色透明,表面稍有风化,质地纯洁。器有盖,腹部下垂,平底。器腹表面经过琢磨,呈八面莲花,器盖抹饰六角形连锁图案。口径、盖与肩部组合恰如一个茄蒂。底部阴刻“康熙御制”篆书款。此水丞造型奇特,类似于墨水瓶,装饰手法迥异于中国传统技术,兼之又有“康熙御制”的款识,应是清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的西方传教士指导所造。这件水丞的制作方法是先用吹制法成型,然后用磨琢玻璃技术磨出花纹,而款识的制作,应是造办处的中国玉匠采用琢玉法碾磨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造办处玻璃厂生产数量最多的鼻烟壶。这种产品是在康熙年间开始出现的,此前没有。王渔洋《香祖笔记》中记载,玻璃鼻烟壶出现于康熙朝,“具红紫黄白黑绿诸色,白如水晶,红如火齐,极可爱翫”。

  至乾隆年间,清廷造办处的玻璃厂烧制玻璃的工艺技术已相当发达,配色和套色技术已达几十种,器具造型种类近百种。清乾隆之后造办处玻璃厂的产品水平急剧下降,嘉庆和道光年间虽有博山工匠入玻璃厂服役,但由于当时国力的衰败、社会的变迁,玻璃厂的产品逐渐走下坡路。

  现代琉璃虽然继承着传统烧造琉璃的传统技法,但是在成分上却和古代琉璃不同,黄金和玛瑙等都可能融入琉璃艺术精品的创作中,其色彩更加绚丽,品质更加晶莹剔透、光彩夺目。2008年6月,琉璃烧制技艺入选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市场上的琉璃主要是以南方为代表的脱蜡琉璃和以博山为代表的手工琉璃为主。从市场层面来说,琉璃虽然和当下的书画、玉器的市场知名度不能比,但是琉璃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加之具有其他艺术品应有的欣赏功能和使用功能,所以收藏界一直认为,琉璃凭借独特的价值将是潜在的价值洼地。

  有业内人士认为,古琉璃的收藏价值是由琉璃艺术品所蕴含的工艺性和艺术特质决定的。如果一定要对当下琉璃发展做出一个盘点的话,那么当前的中国琉璃风尚成于台湾,兴于上海。特别是随着2005年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所赠送的琉璃作品为普通百姓所了解;2006年六国峰会夫人送给其他元首夫人的是琉璃工艺品;2008年-2011年连续四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论坛秘书处送给与会总统级嘉宾的《盛世和美》、《牛转乾坤》、《王者归来》、《动力之源》也是琉璃工艺品;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贵宾厅永久艺术典藏品中也不乏千玉琉璃制作的《海纳百川》、《融通》等琉璃艺术品的身影,更显得琉璃的尊贵与荣耀。目前中国的琉璃企业开辟出了琉璃礼品的一个崭新的市场,除了台湾的琉璃工房和琉园外,还有千玉琉璃、匠门、雅贝、马汉琉璃、东方琉璃、人立琉璃等专业琉璃企业诞生,他们传承琉璃技法,拓展礼品市场,将琉璃独特的表现力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设计思想融合,创造了琉璃礼品一个新的细分市场与选择空间。

  但是在未来琉璃艺术品的收藏上,有业内行家指出,一件琉璃艺术品的收藏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要看它能否反映琉璃的特质,比如所创作的作品是否适合用琉璃这种材质来体现。二要看作品工艺的精致度。以古琉璃为例,古琉璃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火里来、水里去,要几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古琉璃的精品制作相当费时,有的光制作过程就要十几二十天,而且主要依靠手工制作,当中对各个环节的把握相当困难,其火候把握之难更可以说是一半靠技艺一半凭运气。实践证明,仅出炉一项,成品率就只有70%左右。更关键的是,古琉璃不像金银制品,一旦出现一点点问题,数十天、几十道工序,多少人的努力就立刻付诸东流。所以世上没有两款一模一样的琉璃,这也决定了具有特殊工艺和艺术特质的古琉璃制品因其复杂的制作工艺和特质,具备了不凡的收藏价值。也因此,琉璃的铸造、打磨、注色都需要很高的工艺水平,一不小心出现残缺就会成为废品。而最重要的就是琉璃制品的艺术创意,这不仅是制作琉璃时成本最高的一个部分,也是琉璃收藏和升值最重要的部分。三是,琉璃的收藏价值还取决于颜色和形状。琉璃的颜色大多很艳丽,所以颜色也是鉴定琉璃的重要因素。由于琉璃的颜色是通过特殊的配方来实现的,所以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特有的配方和颜色偏好。同时造型以及复杂的工艺,也是决定其收藏价值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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